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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思想武器,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完成“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才能完成的理论研究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理论创新的重要任务。他一方面针对、“”对马列主义、思想的扭曲和破坏,针对拨乱反正中出现的否定马列主义、思想的错误思潮,以非常鲜明的态度和语言,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8)这就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和坚持的立国之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怀疑、动摇或否定这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了思想科学体系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他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他说:“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份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19)这就是说,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并坚持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坚持,一码中特公式如何算。但它们的内容必须丰富和充实,即“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而且,这种论证要内容新、思想新、语言新,都要更新。这就是:通过“原则的丰富”,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形成具有“新的意义”的科学理论。

  事实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而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以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为基础,费尽心血,创造新的理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首先以实践为标准,抛弃了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澄清了在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内容中的各种被搞乱的是非。同时,他又以实践为标准总结经验和发展理论,为四项基本原则充实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内容,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关于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关于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争取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关于政抬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于“一国两制”;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制止动乱,防止和平演变;关于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关于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关于对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关于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把内部搞好;关于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选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领导机构;关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等等。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具有新的内容、新的思想、新的语言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的思想。

  为了在坚持思想的基础上发展思想,邓小平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包括思想和语言)进行了创新,而且为了更有效地指导实践,还在政策上进行了创新。

  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5年8月21日,他在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即“第二次革命”发生的背景、原因时指出:“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20)这里,他论述了三个互相联系的重要问题:一是我们的改革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选择,不是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选择;二是我们的改革是在制度选择的基础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政策的选择;三是无论是第一次革命进行的制度的选择,还是第二次革命进行的政策的选择,都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政策,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根据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变动的形势,制定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政治对策。通过政策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通过政策来发动和组织群众,通过政策来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实际问题,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和工作方法。同志曾经说过:“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政策。”(21)因此,政策正确与否,政策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得失成败。

  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失误,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没有显示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不能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上找原因,不能归咎于党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在“党的政策”这一极其重要的环节上出了毛病——“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这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正确的政策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执行,尤其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在政治思想上实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政策等等,确实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政策的重新选择开始的。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保持生产队自主权的政策,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纠正分配中平均主义的政策,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等等,对于后来发生的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特点的农村大变革,起了积极的政策先导作用。又比如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22),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于打破平均主义的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对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形成和国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放宽政策”这个词儿在实际生活中成了改革的代名词。其实,改革是一种体制的即制度的变革,同政策的重新选择还不是一回事。但如果没有政策的重新选择,没有“放宽政策”这一招,体制的根本变革是难以想象的。从政策的重新选择着手推进改革开放,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能够比较灵活地寻找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道路,这是邓小平同志解决“坚持”与“发展”关系的难题,完成党中央在理论战线的崇高任务的极具政治智慧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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